世界杯 | 消灭“越位”争议 它们的眼睛就是尺******
世界杯记录着年轻人的成长
也见证着赛场科技的革新
巴西世界杯引进门线技术
俄罗斯世界杯采用视频助理裁判(VAR)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SAOT)
也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上首次亮相
图源:新华社——VAR工作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世界杯里的“黑科技”
看看在本届世界杯中
它们又会有怎样的应用呢?
从没有裁判到科技协助裁判
回望百余年前,最初的足球规则甚至都没有引入裁判这个概念。
起初,球场上出现的争议由双方队长商议解决,不过,随之而来的抱怨和混乱让队长们力不从心。于是,裁判的角色应运而生,他口中的哨子甚至要比裁判本身更早进入到足球规则里。在随后的日子里,两名助理裁判(或称之为边裁)加入比赛,辅助主裁判对比赛做出判罚。
图源:网络——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FAB)编纂的《竞赛规则》
电视转播的出现,让观众能够更加清晰地观察到赛场上的细节,也促使裁判的辅助工具实现“进化”。英超是最先提出使用门线技术的主流联赛,不过他们的动议起初却遭到了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IFAB)拒绝。
门线技术(Goal-line technology)可以判断球是否越过了球门线,从而判断是否进球有效,该系统是基于嵌进球中的一个芯片,当球穿过布于球门区域的传感器时,芯片可向主裁判所佩戴的智能腕表发送信号。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的一场比赛,成为这一技术得以使用的重要转折点。在英格兰对阵德国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三狮军团中场兰帕德一脚精彩的射门已明显越过门线,但却被裁判吹罚无效。最终,英格兰以1:4惨遭淘汰。
兰帕德的“门线冤案”,促使门线技术投入到使用中
这粒被吹出的入球不仅促使门线技术被正式采用,也极大地扭转了足球规则的制定者们对于使用高科技手段的态度。
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VAR技术在所有大型比赛和50多个国家(地区)的联赛等比赛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VAR是英文Video Assistant Referee的缩写,也被称作“视频助理裁判”,由现役裁判员担任,他的职责是通过回放视频向裁判员提供信息,协助裁判员纠正改变比赛走势清晰明显的错漏判,提高判罚的准确性。
VAR主要依靠遍布足球场上的多个摄像机镜头,多机位,多角度捕捉场上球员的每一个细小动作,从而做到“火眼金睛”。当场上出现争议判罚或主裁判需要调取比赛录像时,由技术人员操作,调出相对应的回放节点,以得到更加公正的比赛判罚。
技术创新的最新成果
虽然VAR也可以辅助裁判进行越位识别,但有时碍于镜头角度以及划线位置,在一些体毛级越位的判定上,VAR仍有其局限性。
图源:网络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工作原理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SAOT)可以理解为VAR的延伸,每座球场顶部将设置12台特制摄像机,对场上的足球和球员进行追踪,以每秒50次的频率发送数据,能够精准确定每名球员的位置。特制摄像机和球内传感器收集的数据信息将由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分析,只需几秒钟就能对越位情况作出判断。
图源:网络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示意图
主裁判判罚完成后,SAOT会生成3D动画图像,在场内大屏幕以及电视上播放,以更直观地展示球员越位的具体位置,让判罚更加清晰、有说服力。
2021年阿拉伯杯及2021年世俱杯等赛事中的测试中,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有统计数据显示,在该技术支持下,视频助理裁判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长从70秒以上降至25秒。
图源:网络 2022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海报
从起初的哨音
到如今先进的
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
裁判员的“工具箱”不断升级
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
足球运动能够始终
作为全世界开展最广泛
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不断创新是它最主要的动力之源
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体育、环球杂志、澎湃新闻
整理:董小娴 蔡琳
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难解(深度观察)******
核心阅读
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日趋复杂。在利益集团游说下,大麻在美合法化程度逐渐加深,滥用药物现象有增无减,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吸食大麻成瘾。美国媒体认为,毒品和药物滥用已经深入美国社会肌理,是社会深层问题的反映。
毒品和药物滥用已经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美国药物滥用与心理健康服务局的一份调查显示,2020年有5930万12岁以上的美国人滥用毒品,其中4960万人吸食大麻。2021年,超过10.7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表面信誓旦旦要控制毒品和药物滥用,但在各路利益集团游说下,实际上对毒品和药物滥用极度纵容,甚至立法让大麻等合法化。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盘根错节的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折射出美国政府管控不力、禁毒效果不佳等诸多问题。
“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买卖每一个渠道”
美国司法部不久前发表声明说,2022年5月至9月,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在全美各地缉获3600万剂致命剂量的芬太尼。2021年,超过10.7万美国人死于吸毒过量,其中66%的死亡归因于滥用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芬太尼几乎渗透到非法毒品买卖每一个渠道,且毒性强”,受此影响,美国因吸毒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
扎克·多伊尔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玛丽哈文戒毒中心戒毒,他滥用阿片类药物已经20年了,近些年开始接触芬太尼,并两次吸食过量。他说:“我有20多个朋友已经死于芬太尼。”
哥伦布市一些社区充斥着阿片类药物。当地执法官员表示,哥伦布市中心以西有一个被称为“波顿”的社区,那里充斥着毒贩和“陷阱屋”,吸毒者可以随意购买和吸食毒品。在许多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形容枯槁的吸毒者迟缓地走过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和破旧的房屋。
47岁的谢莉·格拉斯纳普在“波顿”长大,30岁时开始服用镇痛药。最近几年芬太尼侵入了她居住的街区。格拉斯纳普不时购买各类掺入芬太尼的新型毒品,“我知道这些药丸可能被芬太尼污染了,但我还得服用,我需要更强效的药丸。”格拉斯纳普说,她的姐姐已经在2018年死于吸食毒品过量。
27岁的谢拉·格兰博坦言,自己18岁时开始服用止痛药和镇静剂,后来吸食海洛因。以前她在电视上看到芬太尼如何致死的报道并试图远离这种毒品,直到2018年,芬太尼成为她所在地区能够找到的唯一毒品,“芬太尼的毒瘾发展得比海洛因更快,我每天都需要吸食大约80美元的芬太尼,之前每天购买海洛因的费用是20美元”。为了购买毒品,格兰博有时会铤而走险去偷窃,后来被送入当地戒毒中心治疗。
俄亥俄州的毒品情报官员肖恩·贝恩说:“芬太尼改变了一切,它已经充斥了市场。”
“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力令人感到震惊”
大麻具有成瘾性,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被管制的麻醉药品。上世纪70年代,美国颁布《管控药物法》,大麻被列为联邦一级管控物质。但随着医用及非医用大麻在美国多州陆续放开,推进大麻合法化悄然兴起,越来越多青少年成为受害者。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22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年轻人对大麻和致幻剂的使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该研究院收集了2021年4月至10月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此前的一年内吸食过大麻的年轻人比例达43%,11%的年轻人每天吸食大麻,较以往呈明显上升。滥用致幻剂的数据同样触目惊心,8%的美国年轻人在调查日期的过去一年内使用过致幻剂,而2011年这一数据仅为3%。
美国民众越发担心,一些年轻人正日益养成吸食大麻这一危害性极强的恶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的公开信息显示,近四成美国高中生长期使用大麻。有研究显示,美国使用大麻的年轻人比同龄人更可能从高中或大学辍学。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不久前报道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大麻合法化地区,大麻使用量激增,“当大麻出现在商店货架上时,年轻人使用大麻出现爆炸式增长”。该报强调:“如今美国的大麻销售额已达300亿美元,美政府对大麻产业的监管不力令人感到震惊。”
在美国,当局禁止酒精与烟草公司向年轻人出售其产品,而大麻商家却使用卡通封面包装大麻进行售卖,以吸引年轻人。研究发现,在大麻合法化的州,青少年使用比大麻更强效毒品的频率更高了。
美国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美国大麻行业不断壮大,近年来游说联邦政府的力度也在加大。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美国一些大麻及制品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等花在政治游说上的钱累计达1540多万美元,近3年年均花费是2016年的10倍。业内人士预计,美国大麻市场在2030年将达到650亿美元。
“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副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表示,当前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是最具破坏性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除造成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外,还将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失业、逃学、家庭破裂等。新冠疫情掩盖了这一危机,也放大了这一危机。这场危机似乎没有得到遏制,急需紧急、统一、全面的应对措施。“这场危机是美政府多系统(对毒品和药物滥用)监管失败的反映。”高京柱说。
曾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的迈克尔·博蒂切利表示,越来越多致命毒品进入市场,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越来越严重,毒品吸食过量的情况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令人心碎。“在担任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期间,我目睹了既不基于科学也不基于证据的毒品和药物滥用管制政策的后果”,目前美国针对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的管制工作“做得很少”。
美国智库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不久前刊文指出,近年来,死于毒品和药物滥用的美国人急剧增加,每年超过10万人。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集中精力限制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物的数量,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不幸的是,在美政府发布的国家毒品管制战略中,几乎看不到政府在抗击这场最大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时本应展现的重要作用。放任毒品和药物滥用愈演愈烈,“折射出美政府社会治理的失败”。
专家指出,利益集团是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死结”难解的重要原因。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与高昂的利润以及政治献金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京柱表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对政客的捐赠持续影响着政府决策。离开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等政府监管机构的官员经常加入制药企业,政商勾结的“旋转门”问题导致毒品问题的解决陷入死循环。
(本报华盛顿1月5日电 李志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